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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曹禺劇本獎”獲獎劇作家紀念曹禺誕辰110週年 向永恆的現代性出發
來源:中國藝術報 | 怡夢  2020年12月04日08:10
關鍵詞:曹禺

“很多劇目都是從一個社會問題出發,又試圖在戲劇當中把這個問題解決了。 ”雲南藝術學院戲劇學院副院長、劇作家楊軍轉述,曹禺在1980年召開的戲劇現代題材作品討論會上,曾提出當時的戲劇創作存在這一病灶,曹禺稱之為“政治實用主義” ,希望戲劇創作走出政治實用主義的小格局,走進藝術現實主義的大格局。在今天看來,“解決問題”的創作方式似乎依然是戲劇創作中“尚未解決”的問題。

2020年是曹禺誕辰110週年,“曹禺劇本獎”獲獎劇作家日前回歸曹禺故里湖北潛江,拜謁曹禺陵、參觀曹禺紀念館和曹禺祖居,並舉行“戲劇創作與時代共振”高峯論壇,劇作家一致認為,“現代性”是曹禺劇作留給戲劇人的最可寶貴的遺產。

人物迴歸人性

楊軍發現,曹禺作品無論題材故事多麼不同,總能找到特殊情境下人物的特殊生存狀態,“像周樸園、繁漪、周萍等人物之間的矛盾衝突,都是從他們特殊的生命狀態中生髮出來的,這種衝突具有不可解性,雖然故事會有情節性的結局,但它並不給出一個答案” 。楊軍認為,今天我們在創作中營構的矛盾衝突,似乎在戲劇結束時都會得到解決,但其實具有長久生命力的戲劇作品,其矛盾衝突往往是無法解決的。

這種“什麼都能解決”的戲劇,廈門市劇協主席、劇作家曾學文稱之為“完成主題任務式” 。在曾學文的視野中,這是目前現代戲最常用的一種敍事模式——人物行動、情感、矛盾衝突都為完成主題任務設置,比如扶貧題材劇目,主人公身邊的人和環境因素就圍繞扶貧這件事形成阻力,人的阻力包括幹羣衝突、家人不睦等,環境的阻力像洪水淹了好不容易種植的作物等等,最終主人公經過努力,獲得鄉親和家人理解,帶領大家脱貧致富。

“以完成主題任務為訴求講述故事,無法滿足當代觀眾的審美需求,因為作品只敍述事件,缺乏審美層面的表達,無法抵達深層的共鳴。同時,這一敍事模式從結果倒推過程,用已知的終點對主題進行演繹,缺乏對故事發展的未來指向。 ”曾學文以電影《奪冠》為例,分析什麼是具有現代性的敍事模式,他看到, 《奪冠》沒有簡單重述中國女排的奪冠故事,而是在重温她們在奮鬥歷程中,呈現中國體育觀念如何不斷髮展及其對人的改變。“這一敍事方式是將人置於任務之上的。 ”受此啓發,曾學文説,“精準扶貧實際上是充滿人文關懷的,它要讓每一位土地擁有者真正獲得幸福感、實現自身價值,所以扶貧題材創作的目的不是在舞台上重複已知的過程和結果,而是在藝術的深刻表達中重新發現‘人’ ,在這個意義上, 《奪冠》的敍事方式具有參考價值。 ”

“英國皇家莎士比亞劇院排演中國的《趙氏孤兒》 ,整個劇組覺得排不下去了,他們自問,我們有什麼權力去決定一個孩子的命運?為了讓戲更符合當下價值取向,他們讓父親到孩子的墳前去道歉。 ”上海話劇藝術中心藝術總監、劇作家喻榮軍説,“當今國內創作者對《趙氏孤兒》也有新的思考,現代性有時候沒有那麼複雜,它就是迴歸到最本質的人性。 ”

作者回歸自我

“沈從文先生講‘要貼到人物來寫’ ,就是要進到人物心裏去,己所不欲,勿施於人,創作者自己做不到的,就別寫到人物身上。 ”劇作家沈虹光認為,迴歸人性的前提是創作迴歸自我,她説,“寫作的過程是一個認識的過程,這個認識不一定是理性的,保持個人的認識、守住個人的感受對於創作非常重要,大家都經歷的事件,我的感受是什麼?這種感受甚至不能像申報項目一樣去彙報,一旦説出來以後,他人的反應會限制創作者,阻礙創作者繼續發現和開掘。 ”

“編劇在創作中要糊塗一點,如果一個劇本主題、立意、人物、故事指向非常明白,都體現功能性,這個戲就不好看。就像人工修建的水渠,它便捷、高效,但它不美,一個好的作品應該像一條天然的河流,有淤泥、有雜草、有魚蝦,在一天中的不同時刻都是不同的,它有多義性,才能讓人一唱三嘆。 ”武漢市藝術創作研究中心編導部副主任、劇作家李冰認為,為此,創作者要聽從內心的召喚,要感到不吐不快,對生活的體驗要感到“一定要寫出來” ,這樣寫出來的作品將是水到渠成、耐人尋味的,具有時空穿透力的,甚至能讓讀者、觀眾發現作者自己沒有想過的新的內涵,達到“作品大於作者”的效果。

“我們一般認為現代性是一種正面價值,代表着創新、時代感,我以為它有兩個方面的內涵,一方面是與時俱進、時代精神,另一方面應該具有普遍價值、具有永恆性。 ”劇作家任永新表示,如果現代性之中不包含永恆性,那麼對現代性的追求很可能走入一種應時應景的誤區。中國劇協副主席、劇作家羅懷臻也表示,現代性不是簡單的當代性,在當時體現“當代性”的作品,今天看來也可能是過時的。而曹禺的一些作品或可以稱為當時的當代劇作, 《雷雨》 《日出》 《原野》 《北京人》 《家》這5部作品則是突出具有現代性的,今天上演,依然沒有時代隔膜感,其中的價值觀是超越歷史的。羅懷臻表示,大量當代作品並沒有現代性,甚至不如古裝戲、不如神話,現實生活並不理所當然具有現代性,它照樣可能傳達出和現代文明格格不入的觀念。作品中的現代性是創作者的思索和賦予,具有現代性的作品,才真正具有生命力。

福建省藝術研究院原副院長、劇作家林瑞武認為,改革開放以來湧現了一批思想內容深刻、藝術水平高超,經得住時間考驗的現代作品,如鄭懷興的《新亭淚》 《傅山進京》 ,王仁杰的《節婦吟》 《董生與李氏》 ,周長賦的《秋風辭》 ,魏明倫的《巴山秀才》 《變臉》 ,郭啓宏的《南唐遺事》 ,羅懷臻的《金龍與蜉蝣》 《典妻》 ,陳亞先的《曹操與楊修》 ,郭大宇、習志淦的《徐九經升官記》等,它們都有一些共同特點——創作者以真切的人生體驗、獨到的思考發現、選擇、挖掘、處理題材,寫自己真正想寫、喜歡寫的內容,即使是委託、邀約之作,也從自身的真實感受出發,不為功利心所驅使;堅持文學是人學的創作理念與信條,以人道主義、人文情懷關切人的生存狀態、生存困境,洞察、揭示人性,創造具有文學藝術審美價值的人物形象,而不是以二元對立的真善美、假惡醜或先進、落後的概念來創造人物形象,林瑞武表示,這些經驗應當成為當下戲劇創作守正創新的參照座標。